——《问答》之社会篇
济群法师
为何汉传、藏传、南传看来如此不同
问:为什么汉传、藏传、南传看起来如此不同?
答:佛教有汉传、藏传、南传三系之分,除传播地点、时间的不同,对佛法义理也有不同侧重。南传主要继承早期佛教的生活形态及声闻乘、解脱道的思想。汉传虽然同时传译声闻乘、菩萨乘典藉,但实际继承的是声闻乘的行仪,菩萨乘的见地。藏传佛教则主要继承印度晚期的大乘佛教思想,并结合西藏本土的民俗文化,形成自身独有的特色。但就佛教的核心思想来说,三大语系都是相同的。
公开戒律是否有利于佛教发展
问:公开戒律以接受社会监督,是否有利于佛教的良好发展?
答:公开戒律,使社会对僧团起一定监督作用,理论上是可行的。但是,现在的国民整体素质还不够。也就是说,以目前的情况,多数民众还不适合担当这一责任。我认为,在民众素质普遍提高的将来,公开戒律是完全可能的。在泰国、缅甸等南传佛教地区,几乎每位男性都有过出家经历,都知道戒律,确实可以对僧团起到监督作用,对僧团自身的健康发展也确实是有利的。
对功利的信佛该如何引导
问:如今信佛的功利色彩很浓,该如何引导?
答:现代社会是个功利社会,自然会有很多人把生意场上的一套带到寺院,带到佛菩萨面前。或是带着投资心态供养三宝,希望得到更大回报;或是自己不想努力,事事都想依赖菩萨;甚至自己想干坏事,也要去求菩萨保佑。看到这些,我觉得菩萨实在不好当呵!
从人之常情来说,这种现象也是可以理解的。但从学佛的角度来说,显然不是正确的发心。但目前这种情况还比较普遍,所以,我们不能粗暴地否定,而要本着慈悲心、怜悯心和包容心理解他们,耐心加以引导。先以一些善巧方便摄受他们,然后逐步提高他们对佛法的认识,所谓“先以欲钩牵,后令入佛智”。至于引导方式,主要是针对众生的不同根基,以每个人最容易接受的方式进行。
佛教界的现状及发展方向如何
问:佛教界的现状及发展方向如何?
答:我们一直都很关心这个问题。这几年,我到台湾参访了四次,觉得他们的发展为我们提供了很多值得借鉴的经验。从整体来看,台湾佛教基本走的是人生佛教的路线。在教育方面,佛教界既开办面向社会的大学,也开办专门的佛学院和研究所。在弘法方面,台湾教界有五家电视台,有多媒体弘法、音像弘法等多种渠道,每个寺院还有定期的讲经、讲座和共修活动。在慈善方面,影响最大的是证严法师发起的“慈济功德会”,事业遍及世界各地。参访归来,我曾在《法音》发表《台湾佛教见闻记》记述所见所感。大陆与台湾从体系到文化背景都是相通的,走的道路大致不会相差太远。目前,大陆佛教基本也是朝着这个方向发展,也逐渐在教育、弘法和慈善方面开展工作。
此外,大陆教界在吸取台湾佛教发展经验的同时,也要避免他们的不足。在台湾参访期间,各地都曾邀请我演讲或座谈,我也谈了自己思考的几个问题。首先是“学术与信仰”,台湾将大批法师送到欧美和日本攻读学位,结果这种学术化倾向导致了信仰的相对淡化。其次是“内修与外弘”,作为弘法者,僧人如何使自身修行和弘法事业有机结合在一起?过分入世地做佛教事业,很可能会忽略自身内修。第三是“出世与入世”,过分强调佛教入世的层面,忽略出世解脱的层面,会使佛教世俗化、肤浅化,甚至等同于人天善法。大陆佛教在未来发展过程中,也可能出现类似问题,所以,正确处理好这几种关系非常重要。
目前,大陆佛教界面临的问题也很多,僧团制度的建设就是首要问题。僧团纯粹是靠制度维系的,僧人来自十方,需要良好的制度才能保障僧团稳定发展。其次,对戒律的弘扬也不是很得力。再就是僧教育的问题,这是关系到续佛慧命的大事。2000年,在苏州西园寺召开的全国性“佛教教育学术研讨会”上,我曾发表《我理想中的僧教育》,谈到对培养僧才的想法。中国古代的僧教育是丛林式教育,民国以来才改为学院式教育。学院教育基本以传授知识为主,不太重视素质教育,僧人往往因此忽略信心、道念及僧格的养成。虽说在佛学院会学到很多佛教基础知识,但素质教育不能跟上的话,就违背了僧教育的初衷。此外,在汉传佛教地区,出家人当学生时就被称为“法师”,几十年后还是“法师”,没有一个明确界定,教育制度不完善就是其中的重要原因。另外,教材问题也很多,不少地方都在交流办学经验,但对于教育宗旨(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却不是很明确。
再就是佛法弘扬与普及的问题。类似柏林寺举办的夏令营,在台湾非常多。很多道场到夏天就开始举办活动,参加对象有老师、大中小学生、家庭妇女等各种类型。此外,还面向社会开展短期出家活动,吸收在家众进入佛学院学习,都可作为高素质僧才的重要来源。目前,大陆在这些方面还做得不够,主要问题不在经济方面,关键是很多道场还缺乏这方面的理念。还有慈善事业的开展,在大陆,虽然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但还有很多地方非常贫穷,教界应当有能力做慈善事业的牵头人。
我们将来的重点,就是使弘法、教育、慈善在教界形成良好的风气。我们也希望更多在家居士们参与进来,乃至发心出家,全身心投入这一净化社会人心的事业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