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参访各道场的发言——
济群法师
1999年，济群法师应邀前往台湾参加“两岸禅学教育研讨会”。会议期间，在东道主的安排下走访了各地的重要道场，并对台湾弘法事业的开展进行了考察。在相互的座谈交流中，法师就各道场事业发展的侧重点作了有针对性的发言。
僧伽教育的检讨
——福严佛学院座谈会发言
谈到修行的问题，有广义和狭义两种修行，狭义的修行是指形式上的修行，广义的修行是指生活上的修行。惠空法师刚才所提到的，是属于形式上的修行，就是坐禅、念佛、拜忏等等，是一种特定的宗教形式，以此来达到佛法所说的修行目的。生活上的修行则是在日常生活的行住坐卧、语默动静之中进行，即禅宗所说的“平常心”。事实上，两者应该是相辅相成的，也就是说，要能够在生活时刻保持一种修行的状态。像印顺导师、古代玄奘大师，在佛法的知见和义解认知上都达到了非常高的程度，他们的修行程度就不能用我们所认知的，坐禅多少时间之类的方式去衡量。
能进法师谈到宗教热诚的问题，就我几次来到台湾的认知，台湾的宗教热诚确实非常高。我开玩笑说，“弘法都带有竞争性的”，这其中，知见的正确与否相当关键。对于佛学院的教育来说，学生在佛学知识上掌握了多少並不特别重要，更重要的是正确知见的建立，此外，就是使命感的建立，这就包括宗教热诚的问题。当然，对宗教的热诚必须以信仰为基础，没有信仰就没有热诚。看到古德们为法忘躯、捨身，这样的热诚对我们来讲真是太重要了。所以使命感的培养在佛学院的教育中是非常重要的环节。
至于僧格的问题，也有必要引起重视。过去的出家众必须五年学戒，但在当时的僧团生活中，戒律就是生活，生活就是戒律。一个人如果生活在戒律的范围里，如原始佛教的僧团，戒就是生活之中的事，很快就可以掌握。那为什么还要特别学戒？主要是为了僧格的培养，从一个世俗人变成一个如法的僧人，需要五年的时间来慢慢培养，所以不能离开师父的身边，出去一定要请假。但是现在有很多师父自己不精通戒律，不知该如何教导徒弟，所以这个任务就落到佛学院的身上。合格的僧伽，就要有僧格，要以健全的僧格为基础；有健全的僧格必然就有热诚，而如果没有正见，光有热诚，也是很糟糕的事。所以在教育方面，知见、使命、僧格这三个部份都非常重要。
佛教传统义解与现代学术之融合
——华梵大学座谈会发言
现在，佛教界从各个佛学院开始，慢慢趋向佛学的学术研究。现在学术研究所采用的方法，基本上是欧美、日本的。这里有一点值得我们重视，即佛陀说教的原则，这个原则就是“契理”和“契机”。长期以来，根据我个人对学术界的接触，发现很多学者在研究佛学或者研究其他各种学问的过程中，非常重视学术上的个人创见，倘若个人有创造性的观点，与别人看法不一样，就足以显示出个人在学术研究中的地位。但如此一来，往往忽略契理这一方面，而未注意所研究的问题，其结论是否契合事实。所谓的学术，它的意义是为了求真，但在追求独特的见解时，有时却忽略了求真。所以我们在学术研究的过程中在运用现代学术研究方法的同时，应注意“契理”这一根本，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现代所谓的“学术研究规范”，如刚才提到的欧美、日本近百年所采用的方法。方法的本身是一种工具，譬如说，古代所采用的学术研究工具和方法就有很多，例如中国古代大德的表达方式，而西方那些大哲学家，如柏拉图、黑格尔等等，也都有自己的表达方式。就是说，所谓的“现代学术的规范”，并非唯一的、最好的表达方式，方法可以有很多种。现代很多学者在做研究时，往往就只有这一套“学术史的回顾”：“我要解决什么问题”、“已解决什么问题”、“还有什么没有研究的”。我认为这样的方法仅仅是人类思想研究方法中的一种，但绝非唯一的。过去有很多大思想家，他们也没有依照这一套规范来治学。如隋唐时期的八大宗派祖师，乃至西方的大哲学家，他们的著作都阐述了无量的智慧，但并没有运用这些规范，也不会因为没有这些规范而失去思想上的价值。所以，我们不能把学术规范当作衡量学术价值的唯一标准。
第三点，将研究纯粹地学术化，往往会把学术和实用性脱离，即学术归学术，不重视它在实际生活中的作用。其实，佛学的研究应重视佛学在当今社会的作用，即它所担负的净化社会、净化人心的使命。佛陀在《箭喻经》里，就非常重视佛法的这种现实作用。佛陀说法是非常注重其实用性的，现今社会存在太多的问题，如道德问题、人类烦恼的问题等，这些问题佛法都有能力来解决，关键是我们如何运用。在今天，我们固然要对传统文化有所继承，对佛教传统有所继承，固然要对很多佛教文献进行和研究，但这些工作应该要有一个明确的目的，所谓目的，就是要重视它在现实社会的意义和作用。
僧伽禅修教育之未来展望
——中台禅寺座谈会发言
我认为，禅与教即使在宗下也是不该对立的。从达摩祖师传来禅宗，就提出“藉教悟宗”，早期的《楞伽》到后来的《楞严经》、《圆觉经》，乃至《般若经》，都是禅宗重要的典籍。那么，我们为什么说禅宗是“教外别传”？根据我的理解，主要是宗门和教下在修行上都有其独到的方式。教下有很明确的次第，就是有亲近善知识、听闻正法、闻思修、戒定慧的系统。而禅宗不太讲究这些，唐代的大禅师们，譬如德山棒、临济喝、赵州茶、云门饼等，皆有非常独到的方式和风格，有别于教下的次第。发展到后期的禅宗，就以参话头将戒定慧融入一句话头来解决，这些都只是方法上的不同。
但就禅宗跟教的关系来说，即使是祖师禅也有相通的地方，就是见地相通。禅宗讲到“不贵汝行履，只贵汝知见”，行是根据个人的根器而定，但知见非常重要。为什么唐代很多禅师不重视教理的学习？我想跟当时大善知识辈出有关系，如果能得到大善知识的指导，虽没有“教”，但大善知识的一举一动就是教，就可能直接契入。在我们这个时代缺少大善知识的情况下，假如没有教理，如同“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那是非常可怕的。所以我认为，禅宗和教下从一开始就没有矛盾，只是在入手处修行方法有差异，在知见上是一样的，就像禅宗开悟、教下的见道，是有相似之处的。
惠空法师提出的几个问题，像禅定跟禅宗、念佛与参禅，刚才两位法师都从禅宗的角度去谈它。譬如，站在禅宗的角度，佛法是不二止观，这就是以禅去融净，或者是以禅宗的禅去融合禅定。如果换从整体佛法的修行上来说，其实禅定有禅定的修行方法，禅宗有禅宗的修行方法，我们知道禅定的修行是从六根门头摄一而入，是讲究心要有所住，而不是无所住；念佛观要把心住在念佛上，数息要把心住在数息上，而禅宗修行是以“无住”入手，要“心无所住”、“无门为法门”。两者不论在修行的形式上或用心上，都是截然不同的。当然站在禅宗的角度，当下这一念，历历分明，不为外缘所动，具有定又有慧，定慧不二，禅定与禅宗不二。念佛与禅也是一样，念佛以往生净土为目的，参禅以明心见性为目的；念佛的人重信、愿、行，禅宗的人重视当下的一念；一个信“他”、一个信“自”。但如果用更高的层次来看，又可得到契合与统一。
寺院组织与内修外弘
——元亨寺座谈会发言
说到传统继承和现代发展的问题，在现在这个急剧变化时代里，如何继承和开展佛教事业，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不能继承良好的传统，只一味的求发展、求生存，可能导致传统丢失，所以在求生存发展之同时，我们应该要谈继承。
整个佛教，从释迦牟尼佛设教、订定戒律，都是涵盖了佛教的管理制度。到了中国，祖师大德制定了清规，这也是一种优良的传统。要谈寺院管理的优良制度，立足点不外乎是戒律和清规。清规主要是为了维护僧团共同生活的体制和行事，包括寺院应有的职能，以作为寺院存在的意义。
过去大陆的寺庙，有子孙、十方两种不同体制的寺庙，对于前者而言，住持是终身制的，而后者只是在短时间内担任管理的职责。客观地说，如果担任行政或住持等等事务，多少会影响到个人的修行。所以在体制上，应当能让担任行政的人有时间退下来修行，这是相当重要的。
至于寺院的职能，不外乎有修行和弘法、慈善等等，我们要充分发挥它的每项职能。面临现今这种时代，处理好内修外弘，也就是出世和入世的关系，实在相当重要。如果过度倾向外弘，就会忽略出家人的内修；过份强调内修，则必会忽视外弘。这是问题的一方面，就另一方面来看，要是入世太深，难免被滚滚红尘淹没，到时候就跟在家人没什么区别；如果出世心太强烈，就会入山修行，什么事情都不想做。所以这个问题能不能正确处理好，直接关系到佛教在未来能否健康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