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僧伽应有的宗教情操】

　　同学们到研究所来，学习四、五年时间，在佛学上究竟要掌握多少知识？在教理上深入到怎样的程度？这些固然非常重要，但更为重要的是——培养使命感、完善僧格、具足正见。假如离开这三者，即便精通唯识、中观，乃至将三藏十二部倒背如流，对自己的修行及弘法利生都不会有实际的利益。

一、要有使命感

　　使命感，简单来说就是责任感。每个人在生活中都会有各自所应担负的责任：当学生的责任是要好好学习；当老师的责任是认真教书；当士兵则必须维护国家的安定和平……
　　那出家人的责任又是什么？有人认为，出家就是放弃了人世间的一切责任，不必成家立业，不必为生存操劳，出家后万事皆休。其实，出家人放弃的只是世俗间的责任，等待着我们的是更为崇高的责任和使命——住持正法，荷担如来家业。
　　所以出家人身上的担子，比世间的人更重。世人的责任，仅仅局限于某个家庭、某个地区、某个国家，而我们学佛修行，不仅要为自己，同时还要为世界上的一切众生谋求幸福。很多学佛的人，学着学着就失去了动力，不知道学了以后究竟能做什么，这就是因为缺乏责任感和使命感。如果我们有自利利他的发心，就会觉得，当今的社会，当今的佛教界，需要我们去做的事情，实在太多了。
　　从佛教界来说，当前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制度建设问题。
　　佛教自印度传入中国，在南北朝翻译了很多有关戒律的典籍，而唐朝之后，禅宗的清规逐渐取代了戒律，形成了中国特有的佛教制度。丛林制度源于高僧辈出的唐代，是重视权威、重视人治的制度，因此大德显得特别重要。宋元明清以来，大善知识越来越少，所以佛教制度也相应地衰落了。到了今天，即便是丛林制度，也几乎有名无实。纵观当今的汉传佛教界，基本是处于一种“无法无天，各自为政”的状态。
　　大陆的丛林，还保留着一定程度的十方丛林的规模，也就是说，虚架子尚有一些，而在港台地区问题就更为严重了。最近我到台湾参访了很多道场，发现出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是私有制。我们知道，原始的僧团是典型的十方僧团，而丛林也属于同样的性质——“铁打的丛林流水的僧”，佛教团体是十方大众共有的，属于公有制。但而今，海外的一些僧团，已逐渐演变成私有制。很多寺院都是由个人经营起来的，寺院的所有权属于经营者。在香港甚至还出现过卖寺庙的现象：某和尚曾经营一所寺院，后还俗，遂将寺庙变卖，所得款项挪为己有，开办公司、结婚生子……这就是私有制带来的特殊现象。
　　第二，是子孙现象。台湾的一些重要道场，都能从中看到子孙丛林的影子：一个师父，下面一大帮徒弟，以子孙相续的模式构成了丛林的主体，外面的人很难进入，即使能住在里面，也会有局外人的感觉。
　　第三，是男女同住的现象。男女众共住一个道场，也是由体制变化而引起的问题。
　　当然，这种私有制、子孙制的现象，从成就一番事业的角度上来看，的确有它的优越之处。因为私有制，住持者的责任心往往比较强，耗费几十年光阴经营出的局面，他会尽心地维护并发展，且不容易间断，一直干到老，迟早总会干出一番事业来的。　　　　
　　而子孙寺院的特点是凝聚力比较强，都是自己的徒子徒孙，做起事来一呼百应，不象十方丛林，僧众来去自如，当长老的若不是特别有威德，很难聚集一批人在手下。十方丛林对住持的要求特别高，没有很高的德行就缺乏摄受力。相反，子孙丛林对住持的道德要求会低一点，会搀杂某些感情成份在里面——再不好也是自己的师父，所以，子孙道场相对比较稳定。
　　但是，从修行的角度来说，私有制和子孙道场却非常不利，因为出家的意义就在于打破私有制，打破对财富、对家庭的占有欲。如果出家后进入一个以私有制面目出现的丛林，那就意味着刚出离了世俗的家，又踏入了另一个家。而长期从事一项事业，久而久之，会使经营者对“我”、“我所”的执著越来越重，而佛法修行的关键就是要打破我们对这两者的执著。所以，子孙制和私有制对出家人自身的修行会产生一定的障碍。
　　佛陀制戒时有很多制度是针对僧团的，目的是维护整个僧团的和谐与净化，可惜这些制度在今天同样没能得到有效的贯彻落实。
　　如“结夏安居”，安居是让每个僧人在一年中能有三个月的专修时间。如果一年到头都是忙忙碌碌，没有相对集中的修行机会，会使我们的心变得很散乱。而三个月的静修，无论是对我们内心的清净，还是修行的提高，都会有很大的帮助，因此是必不可少的。
　　同样，半月诵戒的布萨制度也很重要。布萨是通过诵戒，对照戒条来检讨、查证自己，有过失就发露、忏悔，或者依靠大众的力量相互检验，从而使自己不断得到改造，所以，布萨可以说是僧伽的自新大会。现在很多寺庙也诵戒，但仅仅是诵而已，只剩下空洞的躯壳，根本不能称之为布萨。诵戒的本意在忏悔，以达到僧团的清净和谐。可惜如今的诵戒都流于形式，失去了忏悔的内涵，它的效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再如收弟子和传戒的问题。为什么如今僧团素质每况愈下？原因就在于乱收徒弟、乱传戒。很多做师父的自己根本不具备收徒弟的资格；而做弟子也没有条件的限制，好象谁想出家都可以，这使得今天的佛教界出现了鱼龙混杂的局面。
　　先说说当师父的条件，戒律里面讲了三点：首先，要有十年以上的戒腊；其次，至少懂得两部戒律；第三，还要有教授的方法，方能担负起教育的责任。可我们放眼今日的教界，有多少人真正具足这三个条件？如果收了弟子却没有能力给予很好的管教，岂不是误了他人的法身慧命！
　　另外，就弟子这方面来说，从发心出家到剃度，也有很多严格的条件，比如戒律里面的问遮问难——十三难十六遮，都是需要严格遵循的。
　　至于传戒，是出家人具备僧人资格的重要手段，本应非常慎重。现在有些道场传戒，不客气的说，是在“卖戒牒”，将“继佛慧命”的传戒变质为“卖佛慧命”，搞经济创收，这是佛教的悲哀。传戒的和尚，又往往不依照戒律，授戒时一口气就授上几百人、上千人；受戒的戒子们也是迷迷糊糊就受了戒，却不知道应该怎样才能成为合格的比丘？怎么样才能具备比丘的僧格？统统都不知道，真是可悲呵！
　　正因为佛陀制定的戒律和制度没能得到切实的执行，才严重危害了佛教界自身的形象，所以，制度重建是摆在我们面前最大的问题，这也是需要推出戒律的原因。推出戒律不是机械地固守传统，而是根据戒律的内容整理出一套适合于当代的行为准则及僧团制度，在继承戒律的基础上进一步弘扬戒律。
　　至于教理的弘扬，则要本着契理、契机两个基本原则。佛法在任何时代的弘扬，都有其特定的存在形式。佛陀讲经并不全是真实说，而是根据四悉檀——世间悉檀、为人悉檀、对治悉檀、第一义悉檀，其中只有第一义悉檀才是佛陀直畅本怀、真实说法。而很多情况下，佛陀是根据众生的根基，针对不同众生的具体问题方便权巧地说法，该简时简，该俗时俗。三藏十二部典籍本身就存在权说与实说，并非都是真实的、究竟的、了义的。
　　佛教在印度的发展经历了各个不同的时期，从早期原始佛教、部派佛教的兴起，到中期大乘佛教的盛行，以至晚期密乘风行，这和当时社会背景及众生根基密切相关。而佛教传入中国，最初也结合了中国的本土的老庄、黄老、儒家之学，在两种文化的相互渗透中，逐渐形成带着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
　　在汉传佛教中，唯识宗基本保持了原貌，但玄奘法师在翻译《成唯识论》时，选择护法的观点揉合各家思想，这就掺杂有他个人的意见。就象摄影，表面上很客观，无非是忠实地再现对象，但其中也会有强烈的主观色彩，面对同样的对象，不同的作者会运用不同的视角和处理方法，创作出风格迥异的作品。
　　因此，尽管唯识宗是各派系里中国特色最淡薄的一支，但地域的影响还是有的。至于其它各宗，如禅宗、天台、华严，在传入中国之后，经历代祖师的诠释和弘扬，无一不带有浓厚的中国特色。
　　既然佛教在流传的过程中经历了与时代及本土文化相结合的模式，那么，在今天这个有别于以往任何时代的特殊时期，佛教应该以什么样的形式出现，才更容易为社会大众所接受？我们应该在以下两方面下功夫：
　　一方面是形式的问题，就是要通过重新的包装使佛法更容易为社会所接受。产品的推广需要依靠包装，同样地，佛法也要结合现代人喜闻乐见的形式，才能使人产生求法的意乐，才能将佛法进一步发扬光大。佛教文献的整理工作，就是用新式标点、新式排版将三藏十二部典籍重新包装，使之更易为现代人所接受。
　　另一方面，是在思想内容上的选择。今天，我们应该弘扬什么样的佛教才最切实可行？汉传佛教有净土、唯识、天台、华严等八大宗派。这些宗派都很契理，祖师们智慧大得很，脑袋一摇，厚厚的大部头著述就出来了，洋洋洒洒，旁征博引，但如今有几个人能去读？又有几个人能读得懂？所以说，这些宗派固然非常地殊胜，在当时也非常地契机，但能否顺应今天这个时代？
　　很多人常常把一个宗派弘扬到了极端：弘扬唯识宗的人，以为唯识就是一切，只见唯识不见佛法；弘扬净土宗的人，以为净土就是一切，只见净土不见佛法；弘扬禅宗的人也是同样。在古代缺乏交流的情况下，这种现象的产生还情有可原，天台宗的人往往只能看到天台宗的书，要找其它三论宗、唯识宗的书，就不太容易。而在古印度，部派佛教之间，甚至分河饮水、门户隔绝，那都是由于当时的社会环境和客观条件所造成的局面。
　　如今，社会已经步入了信息时代，甚至可以在一张光盘中储存整部《大藏经》，这几乎就是《华严经》中“破微尘，出大千经卷”的境界，科技的帮助使我们变得神通广大，使我们拥有过去无法想象的学习条件。所以说，今天这个时代已不是宗派分立的时代了。
　　当今比较可行的佛教应该是人间佛教。其实人间佛教与其它宗派并不矛盾，而是相辅相成的。佛陀说法在人间，本身就是为了改善和净化人间，如何把八大宗的深奥哲理转变为指导人生的智慧，是目前的当务之急，值得我们去探索研究。
　　我经常在社会上开设有关人生佛教的讲座，力图使佛法更通俗化，更生活化，但其中无不渗透着更为高深的佛法内涵，这样才能使程度浅的人了解到佛法的深意，而程度深的人又能从中看到佛法的通俗，不同程度的人都能获得受益，都能各得其所。
　　佛教在中国的流传过程中走的是形而上的道路，天台、华严、唯识、中观，基本都属于哲理化的佛法，如何将哲理的佛法转变成指导生活的智慧，应当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佛教存在的意义在哪里？三宝住世的作用在哪里？汉传佛教自元明清以来每况愈下，原因就是脱离了社会的土壤——“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禅宗的人走入山林，只注重自己的修行；净宗的人一味念佛，只关心往生西方、了生脱死；至于那些应付僧，忙的只是经忏佛事，仿佛学佛修行就是为了给死人服务。
　　我们常常说南传佛教是小乘，但在那里，佛法已和社会生活水乳交融。前年，我们去泰国法身寺参访，他们举办的法会吸引了二十万人参加，规模宏大。正因为他们将佛法与生活打成一片，才能有如此的号召力，才能为社会做出更多的贡献，从这个角度来说，他们才真正具有大乘的精神。
　　又如基督教，如果看一看《圣经》，会觉得很浅显，但基督教无论是在社会上的影响还是信徒的数量，都不比佛教少，除了基督教已渗透进西方文化传统这一因素外，他们的确为社会做了很多实事。西方的很多大学，如著名的牛津、哈佛，前身都是教会办的学校，不仅如此，他们还创办了大量的慈善机构，关心社会疾苦，因而深入民心，充满着人间的温情。
　　佛教是所有宗教中最圆满的、最究竟的，或许正因为境界太高，高处不胜寒，高得远离了社会，高得可望而不可及，好在现在佛教界也已深刻意识到这一点。台湾在这方面就做了很多工作，开始办佛教大学、办慈善事业。台湾已经有五所教界办的大学，是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综合大学，而不是单纯的佛学院。
　　证严法师的慈善事业也开展得很有规模，共有四百多万会员，尽心尽力地办医院、赈灾、救济贫困，赈灾范围几乎遍及世界各个角落。为什么要大力地发展慈善事业？首先，大乘佛教是在利他中完善自身，菩萨道的六度四摄都是从布施入手；其次，通过慈善行为可以改变佛教自身的形象，消除社会将佛教等同于消极厌世的误解；第三，经济发展导致了巨大的贫富悬殊，通过慈善事业可以改变与调整这一不合理现象。
　　慈善事业没有宗教界限、政治界限，佛教徒可以接受、异教徒也可以接受；本国的可以接受，外国的也可以接受。因此，推广慈善事业同时也是在推广佛教事业，正如《维摩诘经》中所说：“先以欲勾牵，后令入佛智”，我们在利益社会的同时，可以把佛法渗透到任何一个领域，任何一个角落。从弘法的角度上来说，发展慈善事业是很好的途径。
　　我们研究所，是以太虚大师人间佛教思想的继承和弘扬作为办学的宗旨，在这个意义上来看，有很多事情都等着我们去做！所以，我们要有使命感，要有赈济社会的胸怀，要有住持正法的发心。

二、要完善僧格

　　人有人格，国有国格，僧人也应该有僧格。我们要知道，作为三宝之一的僧宝，每个僧人都代表了佛教在世间的形象。
　　社会上的人怎样了解佛教呢？是不是先到藏经楼去研究佛经呢？不是的，大多数的人是通过直接与出家人接触来了解佛教。他们对佛教的认识，往往取决于对僧人的认识。看到一个好师父，就觉得佛教真伟大；看到一个不好的师父，又会觉得佛教真糟糕。所以出家人责任重大，因为你的形象会长养或是断绝了他人的善根。
　　良好的威仪与形象也是感化世人的一种方式。昨天，我与居士们座谈，其中一位谈到他学佛的经历。他过去从来没有接触过佛教，当然更谈不上信仰。后因家人出丧，经人介绍去一所寺院作佛事，其间，接触到一位法师，法师连续为他讲了四个钟头的佛法，举止谈吐都很庄严，有极深的感染力和摄受力，使他对佛法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此开始走上了学佛的道路，可见僧人的形象对于佛法的弘扬具有关键性的作用。
　　遗憾的是，今天的佛教界，僧格和僧人的形象被强调得太不够了！佛教界里混饭吃的人很多，某些人以为出家后一了百了，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有饭吃就行了；还有一些，干脆贪图享受，甚至有拜金主义的倾向，这些现象都很严重。
　　有些人修行修得怪怪的，以至于旁人无法和他接触。修行人为什么会越修越怪？原因是偏执一端，其实，真正的修行是对身、口、意进行全面的改善，他的人格应该比任何人更健全才对。但现在很多修行人，根本不学习教理，仅仅执著于某一种特定的形式，执著于自己的感受和体验，于是越来越偏执，过分重视体验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任何宗教的修行，包括世间的气功，只要在心智的训练上下点功夫，都会有体验，但体验不一定都是有益的。很多练气功的人走火入魔，都与执著体验有关。所以学佛修行，需要有正见的指导，如果仅仅局限在一点上，偏执一端地修行，到后来势必偏离中道，走向极端。
　　修行人如此，干事的人又如何呢？干到后来往往在不知不觉中变得庸俗，久而久之，几乎跟世人没什么区别。学教理的人也会出现问题，学到后来很狂，狂到不可一世。
　　所以修行的、做事的、学教理的，要避免怪，要避免俗，要避免狂，都需要有健康的人格。没有健全的人格，何以为人师表？又何以教化世间？在弘法的过程中，言教固然重要，身教更具有潜移默化的力量。
　　如何才能完善我们的僧格？无非是勤修戒定慧。
　　首先是戒律的学习，戒律中要求我们“五年学戒，不离依止”。为什么要规定五年学戒？是大有深意的。佛陀在世时，戒律就是僧团的生活规范，出家人大可不必用五年时间去学习戒条。不象现在研究戒律，各宗派都有不同的开遮持犯，律藏中有五分律藏、僧祇律、四分律、说一切有部律，此外，有更多的论与疏，弘一大师研究律学二十年，还自谦仅仅是打下一个基础。但在原始僧团，戒律只是僧团的生活准则，比如布萨、安居、学戒，完全融入日常生活中，出家人只要生活在僧团里，不出半年就会知道，既然如此，佛陀为什么要规定五年的时间学戒？原因在于僧格的培养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成就的。
　　从一个世俗的人转变为有威仪有道德的出家人，具有完善僧格，需要彻底改变在世间薰染的一切习气，纠正原先习惯的错误动作、观念。戒律的意义在于，使自己的行为合乎规范，使日常的行住坐卧都具足威仪。现在很多出家人，虽然也剃头、也披袈裟，但行为举止却与世俗人没有区别，不过是光头俗汉而已。所以，需要五年的时间在师长的身边，通过不断的布萨、说戒、安居，逐渐成就出家人的威仪与形象，才能在僧团中如仪守戒地生活，才能代表三宝的清净幢相。
　　其次是修定，今天的人很浮燥，有些出家人也不例外，跑来跑去，住在这里想着那里，到了那里又想着另一个那里。这山望那山，一山高过一山，跑来跑去不知道究竟该去哪里，滚滚红尘滚得让你头昏、滚得让你抵挡不住，只好跟着乱跑，到哪里都不安心，还怎么修行？古人说：“板凳坐得十年冷”，不管是学习还是修行，要耐得住十载寒窗。不肯静静地下几年功夫，就想出成就，所谓快速成材，能成什么材？火柴罢了，稍微一摩擦就把自己烧了。
　　什么是定？一定要终日枯坐、足不出舍才是定吗？不是的。你能在生活中始终保有清平、宁静的心态才是定，所谓心远地自偏。能在研究所里老老实实地读上五年书，就是定；干事的时候保有平常心，专心致志地做下去，就是定；听到别人骂你不发火，不动心，就是定；看到别人忙着挣钱，不跟在后面去捞世界，也是定。《维摩诘经》中维摩诘居士为舍利弗开示宴坐法门时就是这样说的。总之，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就是大定，“一念三千”、浮想连翩与修行是难以相应的，心若是能静得下来，则行住坐卧都可在定中。
　　此外，还要有慧。有了智慧之后，才能提高认识，提高思想境界；有了智慧之后，才能摆脱因为学教引起的狂妄，因为修行引起的偏执，因为做事染上的庸俗；有了智慧之后，才能时时保有朗照不住的心，不会执著在我执与我所执中。无明的根源就在于我执与我所执，只有依靠智慧的力量来摧毁对这两者的执著，修行才能成就。
　　修行是要去证什么、得什么吗？非也！戒律，是外在形象的竖立，定与慧则是内在气质的提高。戒、定、慧的修行，就是从外在形象到内在气质上，彻底地改变一个人。有的出家人，你一看到他，就会觉得气质不凡、超然物外，而超越的实质就是不执著，因为不执著才能有定力。所以僧格的养成，要从戒、定、慧三方面深入，才能完成。

三、要具足正见

　　在修学佛法的过程中，正见有多重要？整个佛法的修行，不外乎八正道，而八正道的关键就是正见。
　　八正道大家都不陌生，在家居士接触佛法，往往也是从了解八正道开始。我学了这么多年的经教，最后发现，无论唯识、中观、还是禅宗，说来说去，自始至终都没有离开八正道。我们学习唯识的“万法唯识”、“三界唯心”，无非是为了竖立正见；我们学习中观的“缘起性空”，无论是依据《中论》、还是《百论》、《般若经》，也是要竖立正见；我们学习阿含经，学无常，学苦集灭道，同样了是为了竖立正见。三藏十二部典籍，都可以汇归到八正道：部分是属于正见的内容；部分是属于戒律的内容；部分则是属于正念……无一能离开八正道。
　　八正道又以正见为首，因为学佛、修行、成就智慧都是以正见为指导。“佛陀”是觉者、智者，我们成佛是要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成就“无上菩提”，也就是最圆满的智慧和觉悟。整个佛法的修行都是以慧为核心，持戒、修定是为了由戒生定再由定发慧，目的也是成就智慧，有了智慧的观照之后，才能成就出世间的解脱道。菩萨道的六度法门，同样以慧为首——五度入门，般若为导。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是与世间共有的，只有在般若的引导下，这五度才能转化为成佛的资粮。所以《心经》告诉我们：“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维摩诘经》里面也讲：“智度菩萨母，方便以为父，一切众导师，无不由是生。”般若能生诸佛，而众生又是佛的弟子，由此可见正见的重要性。
　　那么，正见又是从哪里来的呢？通过闻思而来，从闻思经教中竖立正见，然后才能引发般若智慧，这是修学佛法的坦途！不管哪个宗派的修行，都不能离开这个规律，所谓“万变不离其宗”。离开了正见这个核心，即便有八万四千法门也无法成就佛果。
　　在我们这个时代，正见显得尤为重要，因为目前邪教非常盛行，正如佛陀曾授记的那样：末法时代邪师说法如恒河沙。由于宗教信仰的自由，谁都可以创立教派，谁都可以当教主，就象注册公司那么简单，因此，各种邪教应运而生，把握正见就是拥有了辨明道路的指南针，能使我们在这个群魔乱舞的时代不至迷失方向。
　　更要引起我们注意的是那些相似佛教，因为他们打着佛法的旗号混淆是非。象台湾的清海无创立的观音法门，清海无原籍越南，在台湾出家，后又学了锡克教，到处为信徒印心，号称“即刻开悟”，很能吸引人，在海外有几百万信徒。她的魔网摄受力很强，一旦误撞进去，没有相当的功力很难脱离。很多学佛的人，甚至包括一些出家众，念佛参禅很多年，最后跟着清海无跑了，觉得她的法门才是最究竟的，原因何在？无非是缺乏正见。
　　近来在社会流行的法-轮功也是打着佛教的旗号。李洪志在《转-法-轮》中口口宣称是佛法，是最高层次的佛法。打开《转-法-轮》一书，佛教的术语概念随处可见，但仔细一看你会发现全是胡说八道，没有一个概念的解释符合佛教的原义。李洪志除了歪曲佛教，还极尽能事的贬低佛教。对于没有具备一定佛教知识，佛法正见的人，很容易被误导。
　　又如台湾流行的“现代禅”，倡导者李元松曾依止印顺导师等高僧大德学过佛教，“现代禅”的意思是顺应时代的“禅”，禅虽然没有古代与现代之分，但这么提一提也无妨，为了适应现代人的需要嘛。
　　问题出在哪里呢？首先是他肯定了情欲的合理性。佛教将众生称之为有情，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因此，情和欲对于凡夫而言是合理的——“饮食男女，人之大欲所存焉”。但从修道的角度上看，情和欲就是很大的障碍。儒家宣称“万恶淫为首”，将淫与恶等同起来，那凡人岂不都成了恶人？而佛陀告诉我们：淫欲是障道法，并没有说淫欲是罪恶的，将这个问题作了一分为二的剖析：性欲从人本位来说有合理性，但若要寻求解脱，性欲就会构成危害，需要节制乃至彻底地断除。因为在我们的一切执著中，性欲的力量最为强大，所构成的伤害也最为严重，它使得众生无始以来流转生死，这就是佛陀要指出它过患的原因所在。在欲望方面，佛教提倡的是少欲，并不是禁欲；而在感情方面，则主张用戒定慧去升华它、改善它，所以佛法的修行，是要我们将“以情为本”的人生转变为“以智为本”的人生。
　　凡人都是情本的人生，每一个人都生活在自己的情绪里，学佛修行就是要改变这种以自我情绪为中心的状态，拥有平常心。平常心有一个简单的分辨法：看你能否把握并超越自己的情绪。一旦陷入情绪之中，就远离了平常心；如果能够从情绪中摆脱出来，不带任何情绪地认识世界，就是平常心。
　　其次，他说佛陀制定的戒律不适合当今社会，觉得那是二千五百年前的事情，学佛修行根本就不需要守戒，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当下就是禅，当下就是解脱，这也是非常严重的错误，佛陀明确指出：修行要“以戒为师”，学戒就是学佛行，离开了戒律也就离开了行为的准则，离开了修行的规范。
　　面对众多似是而非的伪佛法，如果没有正确的知见，就难以明辨是非。
　　而继承传统，同样需要有正见的指导。佛陀说法四十九年，既有方便说，也有真实说，如果没有智慧，以为凡佛说都是真实了义的，这么一来，经教本身就会自相矛盾，只有具足正见才能知道哪些是方便说，哪些是权说，哪些是究竟说。
　　同时，在佛法的流传过程中，产生了各种误区，比如闻思修的关系，有人偏向于闻思，尤其是学经教的人；有人偏向于修，就象那些修禅的人。结果学经教的人觉得修禅的只知盲修瞎炼；而那些修禅的人又觉得学经教的如“入海数沙徒自困”。只有将闻思修三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才能使我们在学佛的道路上稳步前进。
　　修学佛法的次第为上、中、下三士道及人天乘、声闻乘、缘觉乘、菩萨乘。汉传佛教是大乘，很多大乘经典，如《维摩诘经》、《般若经》等，对声闻乘都有所批判，但我们要清楚，这种批判主要针对“趣寂声闻”而言，就是那些不肯发心，不肯行菩萨道的声闻，并不是说整个声闻乘就毫无可取之处。我们学习大乘经典，就自恃是大乘，但真正的大乘法门又修不起来，原因就是忽略了人天乘和声闻乘的基础训练，这是我们在修行中不能相应的问题所在。
　　很多人学唯识，唯识修行的关键是唯识观，但又有几个人能把唯识观修起来？所以今天的唯识几乎抽象为纯粹的哲理。尤其是《成唯识论》所构建的唯识，比量色彩特别浓，随便什么问题，都有很多不同的看法，比如对心分，有一分、二分、三分、四分，对种子呢，则有本有、有新熏……每个细节都来自于论师们周密的推理，充满了哲理性的思辩，今天的人学唯识，多数是将其当作理论体系来学，仅限于认识上的提高，和实际修行完全脱离，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止，即奢摩他的基础。
　　“奢摩他心定，毗婆舍那能”，说的是，观要建立在止的基础上。关于止的修行，在《瑜伽师地论》中叙述得很详尽，如果能认真研究《瑜伽师地论》，还有《解深密经》里的“分别瑜伽品”，对我们修止会有莫大的帮助。如果我们能老老实实地修禅定，从四禅八定下手，有了定的基础之后，再接着修观，方能从修观中引发般若智慧。
　　禅宗所说的定慧一体，不是一般人所能体会的境界，只有利根的人才能在某种特定的环境下证得。佛陀住世之时，很多比丘聆听佛陀开示后当下即悟，得法眼净，证阿罗汉果。而古代那些禅师，在大善知识的指导下，言下顿悟本性，这都是定慧一体的表现。这特殊的环境，好像练气功说的“气场”，有了这么重要的助缘，才能达到相应的状态。而凡夫修行宜由止入手，再进一步修观。这在《菩提道次第略论》里讲得很清楚，就象蜡烛，风吹时火焰散乱，如果风定焰止，光明才能照亮黑暗。我们的心，在没有妄想的情况下，可以清清明明地用智慧去观照；如果妄想太多，就象那飘忽的烛光，无法生起智慧的观照。同样地，中观、华严、天台的修行，也存在类似的问题。
　　我常说，今天汉传佛教的现状是：学的是大乘，发心是小乘。修净土、修禅，都着重于个人的了脱生死，却又不重视人天乘的行为标准，结果造成了修行上的困难与困惑。有鉴于此，太虚大师在《佛法概论》里提出了五乘共法、三乘不共法、大乘不共法的次第；印顺法师的《成佛之道》，也有同样的阐述；法尊法师翻译的《菩提道次第广论》里，更明确地提出了由下士道而中士道、最后抵达上士道的修行次第，由此可见，菩提道是以人天乘为基础的。
　　当然，学佛的人发心时可以发出离心，也可以直接发菩提心，但不管是何种发心，人天乘和声闻乘的基础是必须具备的。如果五戒十善都作不到，还要杀生、偷盗、邪淫、妄语，那即便发心行菩萨道，也无异缘木求鱼。所以，修行的次第是必须遵循的重要环节。
　　无论是哪一乘的修行，戒定慧三无漏学都是不可或缺的，而汉传佛教基本上倾向于慧学，天台、华严、禅宗、净土、三论、唯识，着重点都在慧学上。禅宗表面看好象是定学，但禅宗的真正内涵也是慧，禅宗与禅定之所以不同，也就是因为它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其内涵在本质上是慧而不是定。由于偏重了慧学，而忽视了戒、定的基础，因而所学的慧往往就会变成狂慧。我们只是懂得了很多知识，但却不会将其应用在生活中、修行中，所以，戒定慧三者的并用也是我们要引起重视的。
　　另一个亟待改善的问题是偏执于一宗一派。在佛法的弘扬中，无论是哪一种语系，又无论哪一个宗派，在认识到自己长处的同时，还要充分认识自己的不足。佛教在流传过程中产生了三大语系之分：汉语系、藏语系、巴利语系，在过去，曾经有着互相排斥的现象。汉语系觉得自己是大乘，对小乘不以为然；而密宗更因是无上乘，觉得其他派系都不究竟。其实，三大体系佛教各有千秋，南传佛教对戒律的重视，以及朴素的教理和禅修方式，很值得我们学习借鉴。而汉传佛教的特点在于教理的发展，赋予大乘理论以恢宏的气势，也是南传与藏传佛教望尘莫及的。所以，我们应当在保持汉传佛教优势的同时进一步吸收南传和藏传佛教的长处，才能弥补自身存在的不足。不管何宗何派，其最终目的都是要回归到正见上来。我们不能固步自封，而要打开眼界和胸怀，唯其如此，才能真正竖立起坚固的正见。
　　当然，修行的起点有高低之别。相形之下，无常见较易生起，因为生活中处处都是无常，我们可以通过对无常的认识来摧毁我执与我所执。而深根机的人，可以通过对唯识的学习竖立唯识见，它的难度在于对唯识体系的了解需要相当的时间和精力，很多人进去就出不来了。学习唯识名相是为了破除名相，破除我执与我所执，结果越学我执与我所执越大，这种现象很普遍。我们学中观也会出现类似的现象。
　　所以在修行中，每个人都应该根据自己的根机，可以从无常见契入诸法实相，可以从无我见契入诸法实相，也可以从唯识见契入诸法实相，还可以从中观见、空见契入诸法实相，不管出发点在哪里，最后抵达的目标都是一致的，即在正见观照下，依据八正道逐步地深入下去。
　　八正道的修行，正见是基础。正见之后，就是正思维、正语、正业、正精进、正念、正定。整个佛法修行，是对生命的净化，是从身、口、意全面改造自己。我们学习佛法要懂得往何处汇归，这就是具足正见的重要性。
　　以上我给大家谈了使命感、僧格、正见。希望同学们在研究所修学的过程，能够从这三个方面要求自己、培养自己，为自己的学佛生涯打下良好的基础，将来成为佛教的栋梁之材，自觉觉他，造福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