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修学经历
济群法师
今天在这里，主要是和同学们谈谈心。同时向大家介绍一下，我近年都在想些什么，做些什么，包括这些想法的产生基础和发展过程。这是属于“教外别传”的部分，在以往的文章中是看不到的。
一、从求学到教学
我和大家一样，也是从佛学院出来的。我1980年上学，1984年毕业，是中国佛学院恢复招生后的第一届。上学时不过18岁，加上从小出家，思想非常单纯。论文化程度，肯定不如在座的各位。我不过读了一年初中，就出家去了。如果按现在的招生标准，恐怕连上佛学院的机会都没有。但在当时，宗教政策刚刚落实，年轻的出家人很少，所以不太在意程度、学历这些问题。在那种生源严重不足的情况下，才有了读书的因缘。说这些什么意思呢？在座的许多同学，文化基础都比我当年要高，不少还是大学毕业的。从世俗教育的起点来说，比我更有优势。如果能安心学修几年，必定可以大有作为。这并不是说，我们也要像在家人那样干点事业来证明自己，而是佛教有这个需要，大众有这个需要，社会有这个需要。面对这些需要，每个佛子都应该发愿担当，因为这是我们的责任所在，使命所在。
佛学院毕业后，我留在中国佛协一段时间，不久就到了莆田广化寺。当时，圆拙老法师成就我们几个在小南山学律，同时在佛学院担任教学。当时的讲课方式，也和多数法师们一样，每天需要备课，通过查字典、看注解和反复思考，把经论阐述的种种理路搞清楚。然后，再把自己理解的道理告诉学生。我觉得，在备课过程中，对教理的认识比求学时更为深入，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教学相长吧。
从我自己来说，开始讲课时，说的也是戒定慧，是缘起、轮回、解脱、涅槃，二十多年过去，说的仍是这些名相，这些道理，但认识和以往是截然不同的。当时所说的佛法，更像是摆在店里的水果，是批发来的。而现在，更多是长在自家果园里，需要时就可以现摘。
二、对学院式教学的感想
我觉得，目前佛学院教育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所学既不成体系，也难以为日后学修奠定基础。因为学生只是被动地接受灌输，一会儿这个老师，一会儿那个老师，一会儿这门课程，一会儿那门课程，每天要接受这样的轮番轰炸。其实，佛教的很多重要经论，学好一部已非易事。如《俱舍》、《中论》、《成唯识论》等，不下几年苦功，是很难真正通透的。但现在只用少量课时来介绍，如果老师没有特别的善巧方便，学生最多只能得到一些浮光掠影式的印象。所以学不好是正常现象，学好了反而超常。在格鲁派的学修传统中，仅五部大论就要学上十年，甚至更久。而我们现在一学期都不止五部大论，如果有能力学好，那真是超人了。
这样几年学下来，虽然知道一些中观的知识，知道一些唯识的观点，但涉及面太广，信息量太大，知识点太多，势必无法深入。一方面，所学都是孤立而零碎的，没有贯穿始终的理路；另一方面，所学都是从书本到书本，不曾落实于心行。于是乎，尽管学了很多，却无法转化成自己的认识，甚至越学越没感觉。每天都在听六度四摄，听缘起性空，但什么都用不起来。不仅如此，还会因为听的道理多了，形成习惯性的麻木。就像滥用抗生素产生抗体那样，使药物不再有效。我们常常可以看到，有些人学佛几年之后，无论听什么都很难生起法喜，觉得这些道理都已听过，都不新鲜，都效果平平，甚至毫无作用。这是特别需要反省，需要时时检查的。如果已经出现这种法不入心的现象，必须立即加以对治，否则的话，未来就只能退步而不会有任何进展了。
佛教的每部经论，都是为了帮助我们获得某种见地。而每种见地的获得，又会涉及到很多方面。作为法师，必须将这些问题逐一吃透，进而了解其中的内在联系，这样才能把修学原理介绍给学生，使他们知其然而知其所以然。也只有这样，学生们才能完整地接受法义。接受之后，才谈得上运用。否则，佛法再好，也是在经典中，在殿堂中，是可望而不可即的。
但确实有些老师，甚至连书本上的道理还不曾理顺。如果连这点都没做到，能给学生什么？只能是些似是而非的道理，就像没煮熟的菜一样。学生吃了，自然会消化不良，甚至因此厌食也未可知。学了中观，学了唯识，但只知道些名相，对于其中的修行原理，不甚了了；对于法义和人生的关系，更是一无所知。这样的情况，在佛学院中可谓比比皆是。
除了我们自己修学不力之外，很多时候，和老师没把道理讲透也有关系。事实上，不管多深的道理，如果理解透彻，一样可以讲得简单，讲得直接，讲得明了。很多道理之所以难懂，主要在于表述方式复杂，而不是法义本身有多难懂。当然，这也涉及到文化背景的问题，不论是印度的论典，还是中国古德的注解，都体现了当时的文化特征和表现方式。我们今天接受起来，自然会有一些隔阂。所以，佛法也面临现代化的问题。所谓现代化，就是把佛法用此时最容易接受的方式来诠释，用此地最容易扎根的方式来继承。如果仅仅是照本宣科，很多时候可能是鸡同鸭说，台上的那个说得天花乱坠，台下的那些却听得昏昏欲睡，彼此根本无法接轨。
我们还要检讨的是，学了这么多佛法，究竟在自己的相续中产生作用了没有？对生命存在的迷惑和烦恼能否解决？如果做不到的话，佛法对你有什么用？有不少学佛者，包括佛学院的学生，学归学，但所有问题依然故我，迷惑还是迷惑，烦恼还是烦恼。所学的这些，似乎只是为了得个文凭，为了写写文章，为了满足某种精神需求，甚至只是为了多一些玄谈素材，这和学佛是完全不相应的。因为我们只是在现有的心灵系统中增加了一点佛法知识，生命本质并未因此有任何改变。如果自己在学佛过程中没有受用，却要给别人讲这些道理，可能产生共鸣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因为你只是在转述一些概念，而不是亲身体证，不是心田中流露出来的。
三、弘扬人生佛教的心得
我是1988年到的厦门，不经意间，在五老峰已经住了20余年。因为妙老的成就，我从1992年就开始面向高校和社会弘法，举办研修班及系列佛法讲座等，这也是大陆教界开始弘法的起步阶段。当时，民众对佛教的误解还很深，多数都是将之视为迷信，甚至封建糟粕。另一方面，那些有心一窥佛法门径的善信，也多半没有任何教理知识。在这种情况下，我就选择人生佛教作为起点。一是因为它的教化面比较广，以人生和现实问题为载体，更容易使人接受；二是因为它的起点比较低，不需要太多信仰基础，只要有心接受并付诸实践，多少是可以从中受益的。
人生佛教的弘扬，对我自身的成长也大有裨益。在此之前，我和其他法师一样，只是想着如何把深奥的法义理顺，再尽可能清晰地传达给学生，从未想过以佛法解决人生问题，解决社会大众的现实问题。正是在弘法过程中，使我对人生和社会有了更多了解，更多关注，更多思考。也正因为这些思考，我才发现佛法还蕴含着以往所忽略的实用价值，不仅能将我们导向解脱，还能为现实人生的所有问题提供智慧引导和解决途径。这就促使我从书本中走出，把学佛重点从经典转向现实。因为我开始认识到，佛法的重点不是在书本，也不是在寺院，那都是禅宗所说的标月指。真正的重点是在于我们的心，以及心所制造的各种问题，这才是指头指向的月亮，是我们需要找寻的真正目标。
人生佛教的理念，由太虚大师率先提出。其后，在两岸三地广为流传。从时代背景来说，这一思想的出现具有积极意义。佛教自明清以来，出现了严重的鬼神化、出世化等倾向，使人以为佛教只是为亡者服务的法术，只是遁隐山林者的寄托。所以，非但不会主动接触佛教，甚至避之惟恐不及，似乎其中沾满了亡者的不祥之气。人生佛教的提出，正是为了把佛教从这些误区中拉回现实，关注此人、此时、此地的问题。
那么，究竟怎样来定义人生佛教？这个问题似乎人人皆知。事实上，很少有人可以完整表达它的内涵。我觉得，现在的人生佛教就像一个箩筐，很多东西都可以往里装，都可以与之拉上关系。随便说几句生活感悟，再从经典找句相应的内容，就可冠以“人生佛教”之名。果然如此吗？须知，如果没有相当的教理素养，这种对现实人生的关注，就会逐渐失去佛法应有的内涵，偏离出世解脱的核心。久而久之，使人生佛教等同于人生哲理，等同于人乘佛教，这是对人生佛教的矮化、肤浅化和世俗化，是我们在弘扬人生佛教时尤其要注意的。
太虚大师所提出的人生佛教思想，是以“人成即佛成”为目标，而不仅仅是要使人获得一些心灵慰藉，解决一些现实困扰。前些年，我在《人生佛教的思考》一文中谈到，人生佛教应该增加菩提心和空性见两大内涵。具有这样的高度，我们才能积极入世而不被世俗所染，才能广泛利他而不被执著所缚，才能以人生佛教为起点，而以解脱和无上菩提为终点。
道宣律师在《行事钞·沙弥别行篇》中说到，出家人有三种行为，一是凡罪行，即凡夫的不善行为，比如为名闻利养而不惜破戒等；二是凡福行，属于积集福报的行为，包括布施、建寺、讲经等；三是圣道行，即成为圣贤必须具备的行为，那就是依佛法正见修习止观，成就解脱，这才是修行的根本所在。事实上，人生佛教同样需要具备这些内涵。如果不是以解脱为目标，单纯将佛法作为哲学义理在谈，作为人生指南来用，虽然也能使人获得平静安详，但终究是短暂而不究竟的利益，不是佛陀设教的本怀。
四、对汉传佛教的思考
佛教于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传入中国，至隋唐时期发展到巅峰状态。宋元之后日渐式微，走向衰落。那么，衰落的原因是什么？对治的方法是什么？还是说，这种衰落根本就是无可挽回的既定事实？还会在未来不可阻挡地衰落下去？2004年初春，我发表了《汉传佛教的反思》一文，并引起较大反响。文中，对传统宗派的衰落之因作了探讨。我发现，这些宗派或是有着先天不足，或是在传承过程中缺失了重要内容，所以才导致今天这样的局面。
比如，菩提心是大乘佛教的不共所在，是简别大小乘的唯一标准。但在修习大乘的汉传学人中，这个特征并不明显，自古便给民众留下消极避世的印象，似乎对社会毫无作用。我出家时接触到的一些老和尚，最关心的就是念佛、了生死、往生西方。当然，这些都是出家人的本分，也是今天很多出家人需要学习的。但作为大乘佛子来说，既要解决个人生死，更要关心大众疾苦，关心佛教命脉，并发起“我要利益一切众生、帮助一切众生解脱”的大愿。否则，算什么大乘佛子？就这点来说，不少佛子显然不具备作为菩萨道行者的基本特征。
此外，有些宗派在教理部分非常丰富，但实修传承有所中断。比如天台、华严等宗，本是教和观都很完整的宗派。祖师设立这些宗派的目的，就是为了帮助后人在浩瀚的佛法海洋中找到一条解脱捷径，这就需要通过教理获得正见，然后将这一见地转化为观照般若，并由此进入实相般若。但现在的问题在于，我们即使掌握了见的部分，也不懂得怎样将知见转化成止观。因为我们缺乏用心的指导，也没有过来人把手相携，学来学去都是在纸上打转，在嘴上热闹。
再如禅宗，这是汉传佛教的重要宗派，其特色就在于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在帮助学人契入空性上有着特殊手段。但经历隋唐一花开五叶的鼎盛之后，虽然法脉一直在传，但更多只是一种形式或象征而已，内涵却已所剩无几。曾经高僧辈出、气象万千的禅宗，为什么也会一路衰败下来？我觉得，主要有三个原因。
一是不太重视基础引导，如果不是上根利智就很难契入，这就使它的受众始终局限在小范围内。其实，利根并不是天生的，同样可以培养。那些根机较钝者，无非是尘垢太厚，使智慧光明难以显现。若能设立一些基础阶段的修行，而不是把起点定得太高，就可以接引更多众生，奠定更为深厚的群众基础。二是不太重视知见的作用，虽然禅宗提倡不立文字，但这绝不等于不立知见。修禅到底要修什么？见性到底要见什么？需要明明白白。如果根本不知道要见什么，不知道什么是什么不是，只能在那里枯坐蒲团，盲修瞎炼。三是缺乏明眼人的指点。因为心行是微妙而瞬息万变的，有缘依止在证道者身边，时时请益，才能在关键时刻一锤定音，否则，学人很可能在进入最后冲刺阶段时不知所措，功亏一篑。
这就使我开始思考，作为一个完整的修学体系，究竟应该具备哪些要素？在多年修学过程中，我发现，法门虽多，宗派虽多，但都离不开皈依、发心、戒律、正见、止观五大要素。其中，前三项是各宗修学的共同基础。目前存在的修学问题，很多就是因为基础不够，或是信心不足，或是发心不正，或是戒律废弛，这又会直接影响到正见和止观的修行。这是各宗修学的特有内容，换言之，之所以会出现种种宗派，正是依不同正见而建立。如阿含以苦、空、无常、无我为正见，中观以缘起性空为正见。此外，还有根据这一见地建立的修学方法。具备这些要素，修学才不会产生偏差，同时也能避免得少为足的弊病。
在弘法过程中，经常有人问到：基督教不过一本《圣经》，而佛法则是三藏十二部经典，八万四千法门，为什么影响反而不如他们？原因在哪里？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因为佛教的传播还停留在传统表现方式上，未能建构起令现代人耳目一新并乐于接受的模式。
不少人学佛多年，依然不得要领。那么，怎样让大家在短时间内掌握佛法要领？学法又该遵循什么次第？每一步应该怎样操作？验证标准是什么？这都需要一个可以具体执行的规范。我们在弘法过程中，往往强调对机设教，这当然没错。问题是，如果师长不具备观察学人根机的能力，又怎么对机？怎么知道给予对方什么样的教化？所以在很多时候，这个对机并不是契合对方的根机进行指导，而是根据自己对佛法的理解，根据自己的修行经验在谈。自己是念佛的，就告诉对方念佛最稳；自己是诵经的，就告诉对方诵经最好；自己是参禅的，就告诉对方参禅最快。信众只要多请教几个师父，往往就无所适从，莫衷一是了。所以，这种方式弹性太大，且没有一定之规，难以对教化效果有所保障。
今天的社会，很注重各种标准，如企业管理标准，产品质量标准等。我觉得，学佛也需要一个共同认可的标准，尤其在当下这个善知识难遇的时代，特别需要一些能保证基本教化质量的规范。在这个规范的统摄下，才有能力进一步学习各种法门。基于这种认知，我在《汉传佛教的反思》之后，又发表了《佛法修学次第的思考》，主要从解脱道和菩萨道的高度来看待整个佛教。
佛法虽有众多的宗派、法门和经论，但不外乎解脱道和菩萨道。其中，都是以皈依、发心、戒律、正见、止观五大要素为核心。首先从皈依开始起步，然后是正确发心和受持戒律。奠定基础之后，再掌握一宗正见，并通过止观将之落实到心行。这是一个适用于任何宗派的次第，就像电脑的操作平台那样，有了这个系统，所有软件都可以顺利运行。
很多人以念佛为日常功课，觉得只要抱定一句阿弥陀佛即可，不必再管其他。其实，阿弥陀佛是万德洪名，内涵极其丰富，如果没有皈依、发心、正见为基础，我们对这句佛号的理解会非常肤浅。如果理解不到位，佛号对我们来说就只是一个空洞的符号，这样的念，和念桌子板凳是不会有多少本质区别的。所以说，这句佛号能念到什么程度，取决于我们对它的理解达到什么程度。是单纯当做一句佛号，还是能“是心作佛，是心是佛”？如果没有见的基础，是不容易把一句佛号念好，念得有深度的。
所以，我们在选择具体法门之前，应该对修学体系具有总体认识。这种认识包括四个方面，一是掌握它的要素，知道哪些项目对修学是必不可少的；二是掌握它的次第，知道修学的先后顺序和彼此关系；三是掌握它的操作方式，知道怎样将书本中的法义落到实处；四是掌握考核标准，知道每个阶段的学习要达到什么程度才算合格。
五、一个根本、三大要领的提出
目前的教界，为什么会出现表面繁荣而实际无序的状况？甚至于，开始出现庸俗化的倾向？我觉得，根本就在于修学体系的缺失。在第一届世界佛教论坛时，我提交了《一个根本，三大要领》，这篇文章代表着我对佛教更大范围的思考。一个根本，就是佛教修学体系的建设。三大要领，包括佛教教育制度、僧团管理制度和弘法布教制度。这是佛教存在于世的保障，就像三足鼎立那样，共同支撑了佛教在世间的传承和弘扬。
教界的问题虽然形形色色，但根源只有一个，就是出家人的修行上不去。一旦修行上路，哪里还有兴趣追名逐利？哪里还有精力说是道非？就像我们坐拥金矿之后，还会对石头念念不忘吗？说起来，今天的出家人确实很难，因为我们面对的诱惑比任何一个时代更多，更密集。在如此浮躁的环境中，我们靠什么来坚守道心，靠什么来抵挡诱惑？仅仅靠意志是不够的。这只能作为修行之初的第一推动力，是难以持久的。惟有修行上路之后，才能从中源源不断地获取力量。
而现在的教界，既没有很好的求道环境，也缺乏明晰的修学引导。不少人虽然好心出家，也曾发愿解脱，但因为修行不力，觉得解脱永远都像天边的云彩，遥不可及。因为缺乏法的支撑，凡夫心自然会卷土重来。于是乎，就把目标重又转向世俗需求，就开始把出家当做一种生活方式，只想着把日子过舒服一点。更有甚者，将寺院当做一展身手、捞取个人资本的名利场。出现这种情况并不奇怪，因为解脱和轮回是两条非此即彼的路线，如果我们不能进入解脱的轨道，必然会落入轮回的轨道，落入凡夫心的运作系统。所以，佛教的根本就在于修学，修学上去了，很多问题自然迎刃而解，不药而愈。但这种引导必须是简明有序的，这样才具有可操作性，可推广性。如果过于繁琐的话，就不具有普遍性了。有了这个基础，还要从佛教教育、僧团建设和弘法布教三方面进行强化。
首先是佛教教育制度的建设。教界自1980年办学以来，虽然取得一些成绩，但问题也在逐步浮出水面。近年来，教界也在不断反思，希望找到问题所在和解决方式。我从求学至今，基本上没有离开过佛学院，前后差不多有三十年，应该比较有发言权。我觉得，今天的佛教教育在思路上就有问题，因为它是参照社会办学的模式而来，这和佛教教育的目的并不一致，在某些方面，还存在根本性的分歧。想要改变这一现状，就得明确佛教教育的目标是什么——那就是迈向解脱的教育，是成佛作祖的教育。
所以，一是要重视僧格的养成，使学生成为像出家人的出家人。这个要求似乎不高，但做到的有多少呢？看看我们自己，再看看整个教界，僧不僧、俗不俗的大有人在。如果学生在佛学院学了几年之后，信心道念不增反退，就意味着教育的失败，而且是彻底的失败。二是令学生对解脱具有信心。出家，无非是为了解脱，可通过佛学院几年学下来，我们对解脱有多少认识？是不是知道这条路该怎么走？是不是具备一定的正见或解脱能力？这都是我们考察教育成败的关键因素。三是弘法布教能力的培养。
对照现有的佛教教育，完成这几项任务了吗？佛学院办了这么多年，毕业的学生也有很多，也在不同岗位上发挥着作用，但真正以弘法为使命并能化导一方的，却寥寥无几。我们在各地参加活动，碰到的总是那么几个法师。不少出家人觉得，弘法这件事似乎和自己没什么关系，或者觉得，没人给自己搭台，心有余而力不足。其实，我们当年有谁来搭台呢？关键在于有没有弘法的意识，有没有弘法的责任感。我们要相信，只要真正有法，真正想要弘法，自然就会有护法。
其次是僧团管理制度的建设。现在社会上有很多工商管理学习班，一些寺院的执事也去参加培训。听起来似乎是与时俱进，是引进社会的先进管理，事实不然。因为佛教和企业管理的目的完全不同，前者是为解脱服务的，而后者是为利益服务的。对于这样一些服务于利益的管理模式，我们能吸收多少呢？能有多少可以为我所用呢？如果也像他们那样把利益放在首位，那就本末倒置了。其实，戒律就是一套非常完善的管理制度，包括自行和共行两部分，对个人修学和僧团和合共住有着极其详细的规范。问题在于，今天的出家人对戒律知之甚少，除了在那里诵一诵，根本就没有能力用起来。久而久之，使人以为戒律本来就是用来念诵，而不是用来受持，用来管理僧团所有事务的。所以，这几年我也开始重视对戒律的弘扬，并出版了“以戒为师系列丛书”，目前已有一辑五本，下半年还会出版相关视频近百讲。希望用尽可能简明的方式，将戒律和戒律所蕴含的修学原理介绍给大众。我们只有认识到持戒的意义，感受到持戒的利益，这样的持戒，才会成为主动而非被动的选择。
在目前这个戒律废弛的大环境中，另一个极端则是以持戒为一切，以为这是最究竟的修行。事实上，戒律只是修行的基础而非目的。所以，我们要在追求解脱的层面来认识戒律。真正要把戒持好，是离不开皈依、发心、正见和止观的。在《佛法修学次第》一文中，我曾对五大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做了详细说明。因为戒律并不仅仅是一些戒条，而是要放在整个佛法修学体系中来认识，来修学。否则，就会持得很机械，很著相，就会背离解脱的根本。
第三是弘法布教制度的建设。基督教虽然教义简单，但有一套结构缜密而操作性极强的教牧学。依托于这个基础，基督教在全世界得到了广泛传播。即使在以儒释道为传统的中国，其发展速度也可称得上是势如破竹。反观佛教界，寺院盖了那么多，但真正有多少在弘法？即使在弘法，又有多少是有系统、有次第地在弘法？没有一套规范化的制度，弘法效果将大打折扣。这就需要在修学体系的基础上，建立一套适合当代的弘法布教制度。
我们现在推广的“皈依共修”，就是特别为现代人量身定制的常规宗教生活。通过每周的集体共修，不仅能使大众对三宝的信心得到强化，在皈依后找到归宿感。还能加强信众之间的交流，使道场形成一定的凝聚力。传统的宗教活动，或者一念就是一整天，或者一坐就是几个钟头，这些方式都不太适合不同修学程度的人在一起共修。所以，我们在共修仪轨中安排了开示、念诵、安住、发愿、回向等多项内容，参与性很强，不会因一时无法进入状态而心生厌倦。
“皈依共修”在南普陀寺已实施了4年。每周六上午8点半开始，先有半小时教唱佛教歌曲，以寓教于乐的形式来增加共修的亲和力。然后是敬献香、花、灯的仪式，为共修营造庄严的氛围，并使大众收摄身心，进入共修状态。然后法师有半小时左右的开示，接着是忏悔、修七支供和唱念三皈依，这是整个仪轨的高潮部分。之后有十分钟的止静，最后以念诵五戒和四无量心结束。整个活动大约在1小时左右，参与者多半会有意犹未尽之感，也因此对下周的共修有了期待。实践证明，这是一种适合现代人的弘法模式。开始推广时，正好是上一届毕业前夕，我给他们带过一次，后来有些同学就把这套共修模式带到各地开展了。
现在整个社会对佛法的需求日趋强烈，从学界到政界、商界，都纷纷向教界发出邀请。近年来，心理学界也开始对佛法予以特别关注，我曾先后参加了多次心理学界的活动。上个月，就在杭州参加了由德中心理治疗研究院支持的催眠培训项目，和一些心理学专家进行对话。这是心理学界规格较高的一次培训，很多资深心理咨询师都曾参加培训。然后又到复旦大学，参加“第四届心理分析与中国文化国际论坛”，论坛主题是“心理分析中的意象：积极想象在文化和心理治疗中的转化作用”，这是继荣格之后首次以“积极想象”专业技术为主题的国际高峰论坛。月末又在北京参加“首届华人应用心理学发展论坛”，并作了题为“生命的觉醒”的讲座。这是心理学与传统文化的一个高峰论坛，由北京大学儒商文化研究中心、世界华人心理学家协会、中央财经大学应用心理学系等联合举办，数百位心理学从业人士参加了这次论坛，并对佛法表示了浓厚的兴趣。
在一般人感觉中，觉得佛法是一种迷信，而心理学则是从西方传来的科学，是主流文化。所以，心理学界对佛法的渴求，正是弘法的一个重要契机。去年，我还在苏州西园寺主持过主题为“佛法与心理治疗”的论坛，邀请了一批对心理学有所涉猎的法师和心理学界的权威人士，面对面地进行交流。这是首次由佛教界发起的，和心理学界的正式对话，效果很好。
总体上说，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内心问题，关注心性层面，这也为弘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在物质匮乏的年代，人们往往将幸福寄托于条件改善。但在逐步富起来之后，却发现烦恼有增无减，自然就开始从另外的方面寻找原因。目前，社会上已经开始出现佛学热，而且有着越来越热的趋势。政府也意识到，和谐社会的建设需要佛教，这就为弘法提供了较为宽松的大环境。面对这样的需求，教界呈现出一个什么面貌？我们能给予社会什么？有没有能力去承担这一责任？现在很多人都面临竞争和失业的问题，但只要做好一个法师，根本就是供不应求，根本就不存在失业的危机。
今天，以我自己的成长经历和大家分享，希望对你们有所启发。我们在与人分享佛法的过程中，心胸会越来越开放。佛法强调发菩提心，菩提心就是觉悟而利他的心，多想着别人，多做利益他人的事，心也会随之改变。如果只是想着自己，心胸会越来越狭隘，烦恼会越来越多：生存还有问题，年纪大了怎么办？如果出家后还是老在这些问题中打转，于人、于己、于这个身份都是有亏欠的。你们已学佛多年，在修学上多少打下了一些基础，进一步努力的话，是有可能成为法门龙象的。不论从我们自身成长，还是社会需要来说，都应该加倍努力，应该具备这样的责任感。我自己，就是在弘法过程中逐步锻炼出来的。我开始的佛学基础也未必比你们好，但因为教学和弘法的需要，就必须不断充实自己，必须把学到的佛法用起来。你们现在正是最好的年龄，希望大家好好努力，天天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