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事钞系列讲座·绪论
济群法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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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律是否过时？在今天这个时代，如何认识戒律的价值？如何继承戒律，发挥戒律在现实僧团中的作用？对于这些问题，我觉得应该从佛陀制戒的缘起及意义中领会。惟有认识佛陀最初制戒的精神，才能更好地认识戒律的价值，发挥戒律在当代僧团中的作用。
一、佛陀制戒的缘起
戒律并非佛陀凭空想象出来，而是基于种种因缘产生，所谓“毗尼由因缘所显”。从中，我们可以更清楚地了解戒律精神。
1. 过去七佛的经验
《四分律》开篇，有这样一段记载：
时，尊者舍利弗于闲静处作是念言：“何者等正觉修梵行，佛法久住？何者等正觉修梵行，佛法不久住？”尔时，舍利弗从静处起，整衣服至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须臾退坐，白世尊言：“向者我于静处坐，作是念：何者等正觉修梵行，佛法久住？何者等正觉修梵行，佛法不久住？愿为开示。”佛告舍利弗：“毗婆尸佛、式佛、拘留孙佛、迦叶佛，此诸佛修梵行，法得久住。随叶佛、拘那含牟尼佛，法不久住。”舍利弗白佛言：“以何因缘，毗婆尸佛、式佛、拘留孙佛、迦叶佛修梵行，法得久住？以何因缘故，随叶佛、拘那含牟尼佛修梵行，法不得久住耶？”佛告舍利弗：“拘那含牟尼佛、随叶佛，不广为诸弟子说法，契经、祇夜经、授记经、偈经、句经、因缘经、本生经、善道经、方等经、未曾有经、譬喻经、优波提舍经，不为人广说契经乃至优波提舍经，不结戒亦不说戒。故诸弟子疲厌，是以法不久住。”[1]
在过去七佛中，随叶佛、拘那含牟尼佛的正法之所以不能久住，是因为他们未能向弟子广泛说法，也未制定条文式的戒律。在他们入灭后，弟子就失去依止，使梵行速灭，法不久住。
2. 舍利弗请求制戒
听闻这番因缘后，舍利弗立刻请求佛陀为僧团结戒、说戒，以使正法久住。但佛陀并没有立即应允舍利弗的请求。原因何在？《四分律》卷一记载：
尔时，舍利弗从坐而起，偏露右臂，右膝着地，合掌白佛言：“世尊，今正是时，唯愿大圣与诸比丘结戒、说戒，使修梵行，法得久住。”佛告舍利弗：“且止，佛自知时。舍利弗，如来未为诸比丘结戒，何以故？比丘中未有犯有漏法。若有犯有漏法者，然后世尊为诸比丘结戒，断彼有漏法故。”[2]
佛陀之所以不为比丘制戒，并不是不愿慈悲摄受他们，而是因为时机尚未成熟。在早期的僧团中，比丘们道心真切，行为清净，并无非法现象，也不曾造作有漏法。戒律是随犯而制，当比丘没有犯戒行为时，不应以戒律约束大众。必须在比丘出现有漏不善行后，佛陀才为之结戒，帮助他们防非止恶。所以佛陀让舍利弗无须再说，因为他很清楚，什么才是制戒的恰当时节。这一点，既体现了佛陀对僧团的充分尊重，也说明了制戒的意义所在。
那么，僧团怎么会出现有漏法呢？《四分律》中，佛陀接着告诉舍利弗尊者：
“比丘乃至未得利养，故未生有漏法。若得利养，便生有漏法。若有漏法生，世尊乃为诸比丘结戒，欲使彼断有漏法故。舍利弗，比丘未生有漏法者，以未有名称为人所识，多闻多财业故。若比丘得名称乃至多财业，便生有漏法。若有漏法生，然后世尊当为结戒，欲使彼断有漏法故。”[3]
当时僧团形成不久，比丘们过着简单清净的生活，心无旁骛，一意向道，整体非常单纯。随着僧团在社会的影响日益扩大，供养逐渐丰厚，有漏的不善行也将随之出现，佛陀才开始为僧团制戒。可见，名闻利养是滋长烦恼和犯罪的摇篮，这是我们今天要特别注意的。佛陀制戒属于案例法，有一件不善行发生，才制定一条相应的戒律，所谓随犯随制。
3. 最初制戒的因缘
戒律，有略说戒和广说戒之分。
略说戒属于道德式的训示，如“诸恶莫作，诸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4]，此为七佛通诫偈，也是佛弟子们非常熟悉的偈颂。此外，还有“善护于口言，自净其志意。身莫作诸恶，此三业道净。能得如是行，是大仙人道”[5]。佛陀成道后12年间，僧团基本是依略说戒共同生活。
此后，由于比丘须提那子行不净行，才制定淫戒，这是第一项条文式的戒律，为广说戒的发端。此戒制定的时间，为佛陀成道后第五年的冬分。
二、毗尼由因缘所显
1. 戒律随犯随制
从比丘二百五十戒到各种犍度的产生，都有其特定因缘。或是比丘犯了某种过错，或是某些行为引起社会讥嫌，在这些前提下，才制定相应的戒条。（以下内容参见本书附录）
（1）淫戒
第一条淫戒的制定，是因为比丘须提那子发生了不净行。
当时，僧团因饥荒而难以乞食，面临困境，须提那子就带领一些比丘回到家乡迦兰陀村乞食，以使他们渡过难关。须提那子出家前家境殷实并已成婚，此行返乡，父亲业已去世，寡母特来恳求他还俗。按照印度法律，如果家中没有儿孙作为继承人，财产将被官府没收。他母亲担心家产充公，几次三番前来劝说，都被须提那子坚拒。后来母亲又提出，若不还俗，就得为家中留下孙儿。当时僧团并没有相应的行为规定，须提那子就应允了这一要求，和故二（前妻）发生不净行。之后，须提那子比丘为此大为苦恼，总是闷闷不乐，最后将事情发露出来。比丘们将此事向佛陀作了汇报，佛陀呵斥了须提那子的愚痴行为，并由此因缘制定第一条淫戒。
（2）盗戒
盗戒的制定，源于檀尼迦比丘。
檀尼迦比丘在罗阅城耆阇崛山中搭了一间草屋，有天去城里乞食时，草屋被人拆去当了柴禾。檀尼迦比丘出家前是瓦匠，就自己烧瓦盖了座房子。建成后，色赤如火，非常醒目。佛陀远远看到就说：怎么出现如此豪华的房子？这不如法。于是就让比丘们去把房子拆掉。檀尼迦比丘乞食归来，看到房子又被拆掉，一问原委，方知是佛陀指示，也就无话可说。经过这番挫折，檀尼迦比丘想，还是盖间木屋比较好，既不会被人当柴禾捡去，看起来也足够简朴。但建木屋需要的材料在哪里呢？他就和护林人员说：“国王答应给我木头盖房子。”护林人员信以为真，听任檀尼迦取走一堆国王留下的上好木材。
此事后来被一位大臣发现，就向国王反映了这个情况。国王说：“我怎么不记得曾经答应过他呢？”就把檀尼迦比丘找来询问。原来国王登基时曾经许诺：凡在本国的出家人，需要东西可随便取用。檀尼迦比丘就以此作为砍伐木材的理由。国王知道原委后大为不满，因为他指的是无主物，并不是有主物。而且这些木头有专门用途，不可随便挪作他用。
这件事反映到佛陀那里后，就制定了盗戒，也就是不与取戒。
（3）杀戒
杀戒的制定，是因为难提比丘。
佛陀在毗舍离猕猴江边讲堂讲述不净观后，很多比丘因修不净观而厌患色身，感觉身体污秽不净，是很大的负担，一心想要舍弃。其中有位比丘就恳求难提比丘说：“请你把我杀掉，我的衣钵都送给你。”难提比丘就应对方请求把他杀了，之后心生悔意，感觉自己做了错事。此时，魔就前来赞叹他说：“你干得好，度化了那些尚未得度的比丘，可以获得极大功德。”
难提比丘被其蒙蔽，真的以为自己是在度人。当时还有很多修不净观的比丘都对色身心生厌倦，所以他就陆续杀了60位比丘，园中一时死尸狼藉，状如冢间，使很多前来礼拜的居士惊讶不已，纷纷讥嫌道：“比丘竟能自相残杀，何况他人？”决定不再与僧团来往。
佛陀知道后，将比丘们召集起来，制定了不杀戒。
从以上内容可以看出，制戒因缘是多方面的，包括犯缘起处（发生地点）、能犯过人（当事人）、所犯罪行、所犯境界等。而且每条戒都来自生活中的实际事例，不是神启，也不是事先制定的。
2. 戒文逐步完善
每条戒的制定，并非一次成形，而是随着犯罪因缘的变化，有初制、随制、定制、随听（开许）四个过程。
在初制后，可能还会发生一些相关事件。根据具体情况，佛陀就会对此戒增加一些内容，经过一次或多次补充调整，最后形成定制。定下之后，也不是一成不变了，还会有某些开许。比如在无心造作或神志不清等特殊情况下，杀生、偷盗也不算是犯戒，即随听。
每条戒的形成都涉及一系列因缘。所以戒律条文是逐步完善的，和比丘们在同一件事上不断违犯有关，也和这条戒可能涉及的种种情况有关。
3. 具缘成犯
每条戒的制定皆因某种非法行为而起，而每条戒的违犯又是由各种因缘决定。考察犯戒，首先要考察犯缘是否具足，如犯罪动机为何，犯罪对象为何，结果是否达成，行动时有心或无心等等。比如杀人，究竟是无意误杀还是蓄意杀害？是将对方致死还是杀人未遂？所犯对象是阿罗汉、父母还是普通人？等等，因缘不同，结罪也不一样。
同样是杀业，杀人和杀动物的罪过就有区别。虽然佛教提倡众生平等，但人身难得，从这个意义上说，杀人的罪过就比杀害动物更为严重。就像同样是陶瓷的碗，从质地来说，价值应该相差无几。事实上，做工精致或粗糙，价值会有天壤之别。一个可能是艺术品，另一个可能做日用品都不合格。同样的道理，从生命本身来说，众生是平等无别的。但以不同身份显现时，价值大不一样。人的身份可以修行乃至成佛，动物却不具备这样的能力。所以我们理解平等时，不能因为平等而抹煞差别，也不能因为差别就抹煞平等。
总之，了解犯戒与否或犯戒轻重，必须从这些因缘中考察，所谓具缘成犯。
三、戒律的局限性及普遍性
毗尼由因缘所显，所以它既有普遍性，也有局限性。
其普遍性在于，戒律是针对人性弱点制定的，这种弱点存在于任何时代、任何地区。其局限性在于，戒律的制定离不开特定的文化背景、法律法规和当时的习俗、观念，尤其是“息世讥嫌戒”部分，是和特定习俗发生冲突后才制定的。
1. 戒律的局限性
有些戒律和特定因缘有关，但这些文化背景、法律法规却是变化的。
比如盗戒，虽是属于性罪，在任何时代、任何地区都是不道德的行为。但盗戒有轻重之分，所谓重罪，在印度属于判处死刑的罪。究竟偷多少东西才判为重罪呢？其衡量标准是因地制宜的。佛陀制定盗戒时，根据当时摩揭陀国的法律规定，只要盗了五钱以上就属于重罪，五钱以下则是轻罪。可见，佛陀对罪的判决是有特定背景的。
此外，比丘戒中不可锄草、掘地等戒条，则和印度习俗有关。在印度，婆罗门的一生分为梵行期、家居期、林栖期、遁世期四部分。完成世俗责任后，就会抛家舍业，前往山林修行。这种重视精神生活的传统，使印度各种宗教特别发达，民众也以供养修行人为荣。所以印度的出家人多以乞食为生，没人觉得乞食低人一等，不劳而获。相反，如果出家人去种地经商，反而会遭人讥嫌。
但这种传统很难为中国社会所容，所以乞食制度在中国始终没有普遍实行过。俗话说，“馋当厨子懒出家”，这就充分反映了社会对出家人接受供养的偏见。如果再去乞食，就更容易遭人误解甚至诽谤。根据这种国情，祖师提倡的就不是乞食，而是“一日不作，一日不食”。
2. 戒律的普遍性
虽然戒律有特定的时代背景，但也有其普遍性。
因为戒律是针对人性弱点制定的，这种弱点在任何时代都有其共性。比如贪嗔痴，不论古今中外，只要还是凡夫，就离不开贪嗔痴，离不开杀盗淫妄的行为。
制定戒律是为了对治杀盗淫妄，再从根本上对治贪嗔痴。所以律中有许多关于衣食住行的规定，非常细致。通过这些具体规范，帮助我们减少对物欲的贪著。
凡夫的生活是充满贪著的，因为有贪心，就会不断产生需求，进而试图占有。受持戒律，就是通过远离而减少贪著。从这个意义上说，戒律永远不会过时。因为凡夫都有这些弱点，要改变这些无始以来的不良串习，就离不开持戒的前提。
3. 正确对待戒律
正确看待戒律，要避免盲从和轻毁两个极端，一方面看到它的普遍性，一方面了解它的局限性。
戒律的普遍性，就是佛陀制戒的精神。比如乞食、树下坐等头陀行，虽然就形式来说，在今天的环境很难长期执行，但这种简朴的精神是我们必须继承的，因为这是修行的增上缘，是和解脱相应的生活。它所传达的精神，在任何时代都是有现实意义的。
但也有一些戒，如不得立大小便之类，那是因为印度的出家人穿裙子，但我们今天执行起来，可能对修行的意义并不是很大。如果一定要机械照搬，反而会使某些人因此产生抵触情绪，从而增加普及戒律的难度，这就需要灵活把握。
全面了解戒律的普遍性和局限性，立足佛陀制戒的根本精神及开遮持犯的原理，才能更好地继承戒律，弘扬戒律，使之在现实僧团发挥更大的作用。
4. 随时毗尼与随方毗尼
《五分律》中，佛陀明确告诉弟子们：
虽是我所制，而于余方不以为清净者，皆不应用。虽非我所制，而于余方必应行者，皆不得不行。[6]
虽然是佛陀制定的戒律（主要指息世讥嫌戒），如果在其他地方执行起来和当地民俗、法律产生很大冲突，就不必执行。虽然《戒经》中没有相关规定，但在其他地方必须去做，否则就会引起大众讥嫌，甚至影响僧团乃至佛教的整体形象，那就应该根据实际情况制定相应法规。这段开示充分体现了佛陀民主、开放的态度。
今天发生的很多新鲜事物，如看电影、电子游戏、炒股等，都是佛陀时代没有的，也是戒律不曾规定的，但只要我们去做，一定会引起世人讥嫌，就要坚决禁止，不能因为戒律无此条文就任意妄为。
基于这一精神，戒律传入中国后，也历经了本土化的演变过程。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南山律”的大乘化倾向。自道宣律师开宗弘化以来，盛行于汉传佛教界。此外，历代祖师还在戒律之外制定了很多僧制、清规。僧制始于东晋道安法师，据《高僧传》记载：
安既德为物宗，学兼三藏，所制僧尼轨范，佛法宪章，条为三例：一曰行香、定座、上经、上讲之法，二曰常日六时行道、饮食、唱时法，三曰布萨、差使、悔过等法。[7]
而影响最大并沿用至今的，则是唐代百丈怀海大师所制的《百丈清规》。此外，各地丛林还根据当地具体情况制定了相关的规章制度，以整肃道场纲纪。这些僧制和清规无不带有强烈的本土特色，是对戒律内涵的延伸。
四、制戒的意义
僧团是法治而非人治的团体。佛陀入灭时，并未将僧团领导权交给任何人，而提出以戒为师、以法为师，所谓“自依止，法依止，不余依止”。这就必须有健全的法律法规加以保障，使僧众能够依此修行并共同生活，从而令正法久住。
1. 十种利益
当比丘出现某种不如法行为，佛陀便会根据所犯制定戒条。佛陀每次宣说戒条前，首先要阐述制戒的十种利益，然后才是关于戒条的具体内容。这十种利益，也就是十句义。具体内容为：
第一，摄取于僧。这是总的原则，即以戒律、制度管理僧团。当然制度要靠人执行，但执行的依据是戒律，而不是个人利益，更不是个人好恶。摄取于僧的原则，彰显了僧团是一个法治团体。
第二，令僧欢喜；第三，令僧安乐。在集体生活中，必须有共同遵循的平等准则，这样才能令大众感到欢喜，并使这一团体保持长久的和谐安乐。如果厚此薄彼，朝令夕改，就会滋长人我是非，造成彼此对立，令大众无法安住。
第四，令未信者信；第五，已信者令增长。戒律还具备化导社会的意义，因为佛陀已经灭度，佛法深奥难解，信众对三宝的直观感受，常常是建立在僧人的威仪和气质之上。如果僧人都能严持净戒，具足僧格，保持庄严、超然的外在形象，就能使没有信仰的人生起信仰，使已经信仰的人坚固道心。
第六，难调者令调顺；第七，惭愧者得安乐。依戒行事，僧团中不如法的人和事就能得到应有制裁，帮助犯戒者调柔身心，改邪归正。同时也能使那些有惭愧心、有信心道念的出家人免受干扰，能够在道场中安心修行。
第八，断现在有漏；第九，断未来有漏。漏，就是烦恼。以戒为师，依戒修行，就能断除现前的痛苦烦恼，不再造作恶业。这样也就不会种下苦因，使未来继续不断地受苦。
第十，令正法久住。在过去七佛中，有些佛陀没有说法结戒，在他们灭度后，正法很快衰落。所以佛陀制戒的根本目的是令正法久住，使世世代代的众生都能从中获益，由此解脱。
2. 三大意义、一大理想
以上所说的十句义，又可以归纳为三大意义、一大理想。
（1）个人解脱的意义
十句义中，断现在有漏、断未来有漏两项，属于个人解脱的内容。戒律又称别解脱，由建立一种与解脱相应的生活，进而生定发慧，导向究竟解脱。
学佛的关键，是具备解脱的能力。事实上，每个人内心都具备解脱的能力，只是被无明遮蔽，虽有若无。受持戒律就是帮助我们扫除遮蔽心灵的烦恼尘垢，进而制心一处，破妄证真，引发本自具足的解脱能力。否则，我们将永远被串习左右，在有漏的心行相续中沉沦。
（2）僧团和谐的意义
十句义中，摄取于僧、令僧欢喜、令僧安乐、难调者令调顺、惭愧者得安乐五项，属于僧团和谐的内容。这种和谐体现在和合、安乐、清净三方面。
戒律面前人人平等，才能使大众和合相处。如果有特权阶层，就不可能达成真正的和谐。所以佛陀提出“六和”的管理精神。一、戒和同修：大众共同受戒持戒，依戒生活。二、见和同解：了解制戒精神，识达开遮持犯，依戒处理问题，不自以为是。三、利和同均：大众平等享有僧团利益，财食与共。四、身和同住。五、口和无诤。六、意和同悦。后面三点为身口意三业的和谐，对于僧团所有的如法制度和僧事，大众应该无条件地认同并随喜。
以上所说的六和，属于事相的和谐，此外还有理和。理，即空性之理。十方诸佛所证悟的真理是不二的，所谓理和同证。相比之下，理体的和谐比事相的和谐更深层。但我们也要看到，佛法在世间流布，主要是靠事相的和谐。所以事和理不可偏废，否则就不利于佛教的健康发展。
（3）化导世间的意义
十句义中，令未信者信、已信者令增长两项，属于化导社会的内容。僧人具足完善的僧格，僧团才有化世导俗的功能。
佛法在世间的流传，主要是靠住持三宝。所谓住持，即传承并弘扬佛法，使之在世间薪火相传。其中，以佛像为佛宝，经书为法宝，现前僧团为僧宝。但佛像不会说话，教理太过深奥，人们对佛教的观察，往往集中于现前的出家人。出家人慈悲为怀，清净庄严，他们就觉得佛教很好，生起向往乃至皈依之心；出家人热衷名利，世俗不堪，他们就对佛教不以为然，没信仰的固然无法生起信仰，有信仰的也可能因此退心。可以说，出家人的所作所为就是佛法的广告，直接关系到佛法在世间的流传，关系到大众的法身慧命。
（4）正法久住
如果僧众都能依戒修行，实现个人解脱、僧团和谐、化导世间的三大利益，自然就能达到正法久住的效果，这正是佛陀制戒的究竟理想。
“毗尼住世，则佛法住世。”但毗尼住世不仅在于律藏的流传，也不在于各种流于表面的形式，而在于出家人对戒律的真履实践。作为佛法的住持者，每个出家人都有责任受持戒律，把戒律真正落实到修行中，落实到生活中，以此改造身心。这样才有能力荷担如来家业，成为正法的传承者。